一千四百九十一 你小子没有打开格局
许华是原先山东行省的政府二把手，广西行省初建，许华因为优秀的政绩而被选任出任广西行省一把手，主政广西。
面对广西行省的诸多困局的时候，许华就注意到了广州市舶司的存在，他想在商业上和广州市舶司扯上关系，把广西行省的一些地方特产也给卖出去。
再不济也能借助广州市舶司浓厚的商业氛围，和广东那边的商人们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打开广西产品的销路。
广西行省这边经过他的实地调研，还是有不少值得一提的地方特色商品的，比如很有名气的坭兴陶，以及被称作羰布的壮锦，还有合浦南珠。
这些东西可都是有名气的贡品，原本都属于奢侈品行列之中，无论如何也不愁买家。
只是南宋和明国之间的战争使得这些产品的大头买家——封建统治阶级被大明总体消灭掉。
买家没了，奢侈品失去了大量采购订单，使得当地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陷入困顿当中。
且大明不要贡品，这些产品很大一部分的附加价值来自于贡品身份，本就卖不太出去的产品现在更加潦倒，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当中。
许华实地考察，认为这些产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就算大明国内不消费，也不应该坐视技艺失传，让当地人失去生计。
于是他做出决定，一边把这些产业给扶持起来，一边找到广东方面商量商业合作，争取重新打开销路。
大明建立以来在财政问题上多有考量。
苏咏霖努力建立公有制经济，但是也注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同时参照了唐朝的失控和宋朝的过于困顿，更兼集体性质经济的建设问题，对财政问题作了一些调整。
在中央层面扩大财政部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财政部规模庞大，掌控着规模极为庞大的国营经济体系。
而具体在这一层面上，苏咏霖考虑到宋朝中央过分掌控财政大权，使得地方穷困，连基本职能都不能履行，用钱流程麻烦到了极点，也不利于国家发展。
比如苏轼在杭州任上想要修缮官府衙门和官方仓库那些破败不堪的建筑，精打细算之后发现需要用四万贯钱。
结果杭州这种传统富庶地区的官府居然连四万贯钱都拿不出来，他求爷爷告奶奶使出吃奶的劲儿，还是没办成。
这种事情都办不成，那修路、兴修水利、修城墙这种用钱更多的工程也都想也别想了。
地方官府还能做什么有利于民间的事情呢？
宋代地方的困顿局面就成为了死局。
革命建设的问题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该调整的必须要调整，该赋予的权力也必须要赋予，所以苏咏霖吸取这一些经验教训，在财政上放了一些权限给到地方。
财政部直接掌控国家重要经济命脉。
而属于经济命脉当中某些产品的同类别而又没那么大名气的分支产品，就可以由地方行省的财政部门管辖。
地方行省可以建立起同样性质的公有经济体，构建地方特色经济，发展民生，增加财政收入，以便更好的建设地方。
所以看着破败不堪、面临着无米下锅困境的壮锦、坭兴陶、合浦南珠等产业，许华就召开了行省财政会议，提出建议，得到通过，拉起了第一批属于广西行省的特色产业。
他用财政部拨付给广西行省的财政预算收购了这些处在生死边缘的有价值的产业，重新整顿，引入明国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维护老的技术工人，招募培养新的技术工人。
到这里只是把资源整合了一下，投入资金恢复生产之后本地消化能力有限，或者说几乎无法本地消化，必须要打开销路，找到愿意买单的狗大户，才能把产业给做起来。
明国国内缺少狗大户，唯一有实力的官府采购之权又掌握在中央财政部手里，属于财政部尚书直辖，地方没有这个权限，所以外销是必然之路。
许华找到谢元良谈合作的时候，正好是谢元良考察地方特色产品、准备在农业之外增加地方经济力量的时候。
许华的行动使得谢元良感觉自己找到了前辈，于是向许华讨教这方面的办事手法，接着又表示两广不分家，他很乐意协助广西方面打开产品销路，增加财政收入。
反正那些海外来的狗大户的胃口十分之大，基本上来一次就和不买就要死一样，大撒币买买买，购买力十分强悍。
只要这些产品入了他们的眼，大不了降一些价格，把销路打开，地方的经济就能运转起来了。
然后，许华还和谢元良商量，觉得只靠外销也不行，他觉得也有必要打开国内销路。
谢元良对此表示疑惑。
“这些产品可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产品，工艺繁杂，手工生产需要不少时间，成本不可能低廉到普通百姓都能购入，而官府购入又在财政部的严控之中，这分明是个死局，如何破解？”
许华摇了摇头，笑了笑。
“话不能这么说，看上去这是个死局，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生产那些华丽无匹的物品当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很高的成本，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是要让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
我们的销售对象不是旧官僚士绅，不是上等人，而是民众，民众需要用那么奢华的物品吗？他们买不起，我们也卖不出去，既然如此，我们何须一定要生产那么高档的物品？
这些年税制改革，农民手里也有了不少铜钱，尤其是中原之地，山东、河南这些比较早解放的地方，别看老农们一个个穿的寒酸，手里铜钱还真不少，而且基本上没什么地方能花销出去。”
谢元良想了想，疑惑道：“你是说，把锦缎卖给农民？这能行吗？”
许华摊开双手，一脸你小子没有打开格局的表情看着谢元良。
“为什么不呢？民众就不能穿锦缎吗？农民就不配用锦缎吗？我朝立国以来，有任何关于国民服装方面的规定吗？”
谢元良想了想。
嘿，别说，还真没有。
以往历朝历代，就算是貌似政策最宽松的宋代，也对国民服饰、生活起居方面有着非常多的限制，什么颜色、材质的衣服什么等级的人能穿，那都是有规定的。
等级不到，再怎么有钱的商人、地主都不能穿锦缎，不能用特殊颜色，不能住大豪斯，穿了用了住了就是僭越，是要问罪掉脑袋的。
民间如此，官方也是如此，每一个等级有每一个等级的规定，不只是衣服颜色之类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严格限制。
这不单单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也直接的限制了民间的消费能力，限制了商业发展。
奢侈品只供统治阶级享受，换言之，也只有统治阶级有资格享受这些东西，至于这些东西本身到底有没有那么值钱，不重要。
因为这个时代的奢侈品本质上是一种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