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三十

随着专案会的深入，本案的细节也逐渐清晰起来。

展峰又陆续出示了几份dna报告。经比对，在吴培根家中提取的生物样本，跟贼帮最后一名被害人癞麻完全吻合。这至少证明了狗五等六人的失踪，跟他绝对脱不了干系。有了实质性的证据，抓捕吴培根就显得迫在眉睫。可让嬴亮头疼的是，吴培根这人已销声匿迹十六年，要想找到下落何其困难。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打破僵局的却是会上一直没有开口的隗国安。在现场勘查时，就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出于好奇，他从里屋跑到外屋来回看了看，这让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堂屋里，有一张长约一米五的长条桌紧靠北墙。本来这种摆设并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受吕瀚海影响，每当遇到老式家具，隗国安都习惯近距离观察观察，倒不是为了查案，纯粹就是看看是不是红木或黄花梨。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研究木料材质的过程中，他竟无意间发现桌面上有星星点点火烧痕迹，痕迹附近散落有一小撮稻米。再往白墙上看，又能发现泛黄的烟痕。痕迹呈大写的v字形，中间有大片留白。从留白的面积可以判断，这里明显曾悬挂过一个相框。按照当地风俗，只有拜祭有养育之恩的长辈才会在香炉中放入稻米。凶手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还不忘带走香炉和遗照，那么这个人到底和凶手是什么关系？

为了搞清这一点，展峰找到了吴培根曾经的好友，那位弄丢乙醚的药房老板翟国庆。据他的说法，吴培根很少提及他的家世，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一个人。吴培根的住处他曾去过几次，也留意到了堂屋的香炉。他只能回忆起照片上是位老妇，但他并没有询问吴培根跟逝者的关系。他隐约记得，有一次在上香时，吴培根喃喃自语，称逝者为“陶奶”。

“他在逃跑时，没有带走身份证，说明证件对他的用处不大。虽说那时候火车、汽车还没有实名制，但外出务工，必须出示证件。既然不带，表明他有一个可以给他提供生活来源的地方。”司徒蓝嫣说道。

“20世纪初，跑路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去大城市，要么就选择偏远农村。吴培根自知大城市贼帮活跃，选择前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农村多为同姓宗族关系，外人很难长住，除非有亲戚投靠。”隗国安也补充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溯源，专案组干脆把吴培根的户籍档案全部找了出来，在翻阅纸质档案时，司徒蓝嫣发现了一张手写的火化证。该证是吴培根迁户时提供的，内容为证实原户主已死亡，无法到派出所办理分户手续。火化证上的逝者信息，终于让专案组发现了端倪。

死者名叫陶华芝，1929年8月1日生，病逝，火化日期为1993年3月6日，享年65岁，在落款的位置，隐约可以看到一行小字：大桥县殡仪馆。

…………

ts市九区三县，这个面积较小的大桥县最为偏僻，被一条柳平河隔绝，早年县里的居民进趟城，要摆渡四十分钟，时至今日，那里车辆通行还要依靠渡船运载过河。因为出行不就，为了方便居民，县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院、学校、火葬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十分完善。

1993年陶华芝去世时，计算机还没普及，对于早年销户的居民，户籍系统查不到任何信息。好在大桥县殡仪馆每年火化的逝者并不多，档案室内保存着建馆以来的所有资料，专案组从这里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地址——大桥县陶圩村。

一波三折后，该村的老村长陶士德总算给专案组提供了些线索。

陶士德说：“陶华芝和我平辈，比我大10岁。她丈夫死得早，两人一直没有孩子。当年有人劝她改嫁，可她就是不肯，守了大半辈子寡。培根是从十里开外的吴家庄讨来的。据说，孩子生父从外地拐了个女子当媳妇，女子给她生下一子后，卷了家里所有的钱跑了。孩子生父因为这个犯了神经，把孩子一丢也跑了。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家家户户都五六个，负担都不轻。这个孩子只能先寄住在村长家里。当年，我去乡里开会时，村长见人就问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好给孩子讨条生路。我回村后就找了陶华芝，她满口答应要养这个孩子。抱回来时孩子已上了户口，所以名字这些年就没有改，一直叫吴培根。”

展峰问道：“陶华芝去世后，吴培根有没有回过村子？尤其是在2003年前后。”

陶士德想了想，说：“回来过，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再没见过。”

嬴亮问：“去哪里了知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

“他外地还有没有亲戚可以投奔？”

“他哪儿来的亲戚……哦，对了，我想起一件事。”

嬴亮忙问：“什么事？”

陶士德回忆说：“俺们村有一位跟培根差不多年纪的小伙，出车祸去世了，户口一直没注销。他们家跟陶华芝是亲戚，按辈分培根跟小伙还是表兄弟，培根临走时，说他准备外出打工，可他的身份证弄丢了，补办需要很长时间，就拿走了小伙的身份证。我是听人闲聊时说的，我当时还怀疑培根会不会犯事了。”

嬴亮心中一紧，“小伙叫什么？”

“陶鑫，他父亲叫陶启运，按辈分还得管我叫叔。”

结束问话，嬴亮迅速核实了陶鑫的身份信息，不出他们所料，直到上个月，这个“已死之人”竟然还能查到相关物流信息。

“这下可算找到你了。”嬴亮一乐——地址俱在，这家伙就是瓮中之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