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一百一十八 华夏元年
从洪武三年开始，苏咏霖就下令礼部国史司就创建华夏纪元展开工作。
国史司广泛收集历朝历代官修史书和私人野史，尤其是上古先秦时代的一切古籍，全都要收集，进行梳理。
既然要做大梳理，那么首先重要的便是时间梳理。
就苏咏霖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中国古代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时西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引发的共和执政, 由此开启共和元年纪年。
在此之后，历史和纪年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延续性，历史事件的可信度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而在此之前，不仅没有这种延续性，在诸多历史大事件的时间记载上也有着非常多不同的记载，很难说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误的, 非常不好解释。
就比如武王克商牧野之战发生的时间，差不多得有四十多种说法，每一种说法都有不同的史料或者实物进行佐证，难以判断真伪，相互之间的时间差距甚至能达到二三十年。
这个问题要是搞不清楚，就不能对西周的建立时间和商王朝的覆灭时间进行确定，进而影响到对商王朝历史的研究。
然而就算是确切纪年的开始，也因为“共和”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分歧。
关于共和纪年，一般有两种说法。
一为国人暴动赶走周厉王之后，众官员、诸侯推荐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称共和，这种说法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
一说为国人暴动之后，众官员、诸侯推荐广有声望且贤能的共国国君共伯和执政，故称共和，这种说法来源于竹书纪年和吕氏春秋。
因为吕氏春秋和竹书纪年成书时间都早于史记, 所以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大于第一种说法。。
这是为国史司全体史官所共同认定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国史司所有官员都明确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决定采用后一种说法作为“共和执政”的释义。
然而在其他的问题上，争论的人就太多了, 比如说华夏纪年法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有人说从大禹治水开始。
有人说应该从夏启建国后开始。
有人说应该从尧时代开始。
还有人说应该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
更有人觉得应该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
这盘古开天辟地感觉就有点离奇了，完全是神话传说，为当前明国主流意识形态所不支持，所以只有少数三五人支持，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很快就被否了。
三皇五帝倒是普遍相信他们的存在，但是年份实在太过久远，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大致上做过什么，他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时候建立政权做的帝王之类的，一概不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记载。
比如轩辕氏皇帝，神农氏炎帝等等，知道他们的存在，可他们究竟是在什么年份执政并且建立功业的呢？
这个问题大家争来争去也没有确切的意见，只能将其搁置。
所以当下的主要开启纪年争端集中在尧舜禹时代开启还是夏启时代开启。
原因也很简单，都说了华夏纪年，怎么能避开夏王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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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种时期开端的史官们的内部也有争端。
尧舜禹时代开启纪年的主要争端也集中在史记和竹书纪年的问题上。
史官们争论他们记述历史的时候到底是采纳史记的记载还是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先秦史籍的记载，到底要用何种态度对待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统。
以及究竟如何确定明确的年份。
这些争论持续很久，且越发激烈，从洪武三年争论到洪武四年年中，最后被苏咏霖叫停。
“这次华夏纪年法的确立，主要讲究一个真，讲究一个准，我们要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将最真最准的纪年颁布出去，这是要传于后世且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不能以你们個人的好恶作为准则。
我说过，纪年的同时，需要有非常明确的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作为补充和作证，让全体国民都能清晰明白的了解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对于整个华夏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修史，为的是明古今，明得失，还要让人们知道今夕何年，他们活在什么时候，让他们有一种真真实实活着的感觉，而不是稀里糊涂的一辈子就过去了。”
苏咏霖训斥了争论不休的史官们，然后亲自拍板做出决定，以目前所能确定的最早的确切纪年——西周共和元年作为华夏纪年元年，以此作为锚点，向后展开，记录历史，梳理年份。
这一决定遭到了不少国史司史官的不认同。
他们觉得若是以共和元年作为华夏元年，岂不是等于否认共和元年之前的事情？
共和元年发生的国人暴动固然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此之前的诸多事件，尤其是武王伐纣西周建立周公辅政等等，不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夏商周三代，还有向上追溯的三皇五帝之类的，这些都不算数？
苏咏霖对此的解释也是否认的。
苏咏霖认为这个华夏元年的锚点可以是暂时的，他选择共和元年作为锚点，不过因为共和元年往后的历史有迹可循、可以梳理，而在此之前争论不断，怕是争论个十年八年也没有结果。
那还要不要梳理华夏历史大脉络了？
所以他的看法是，可以先用最大的精力将共和元年之后的历史进行梳理，将这段从共和元年一直到洪武年间的历史给整顿出来。
至于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整顿，搜集古代典籍，进行慢慢的梳理，争取将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都给梳理出来。
等确切的梳理出来之后，有了充分的佐证之后，就可以将华夏元年的时间往前提，则后来的一切年份都可以顺势往前移。
到那时候就是简单的加减法了，因为之后的年份是确切的，没有争议的。
“修史重要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要让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重见天日，公告天下，让大明子民悉数知道我们华夏的悠久历史传承，而不是将神鬼之说都投入其中，走入歧途。
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我们可以投入精力调查，我也觉得很有意义，比如武王克商，比如汤武革命，比如大禹治水和夏启继位，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调查的事情。
在调查清楚之前，可以以个人身份对历史作出假说，你们也可以用个人身份著书立说，提出假说，表达你们自己的意见，可是作为大明国官方，是不宜将其公示天下的，以免引发天下人对历史的误解。”
在会议上，苏咏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看法经过内部讨论之后，得到了国史司的一致认同，于是国史司以此为标准，定下了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修史的原则。
即不以一朝一代历史为重，而是着眼于整个华夏脉络当中的历史。
不仅要把共和元年之后的历史整顿清楚，也要竭尽全力将共和元年之前的历史调查清楚，复原真相，揭开迷失岁月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