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今天早上徐策接到个电话，是太太从美国打过来的。

太太是台湾人，他在美国工作期间认识的，随后结婚。

她温柔贤淑，结婚后成了全职太太，在家带孩子。孩子今年三岁半，主要以英语教育，会一点中文，但小孩本就口齿不清，他太太的一口台湾腔更是让小孩的普通话显得不伦不类，好像天天强迫他回家就只能看台湾综艺节目。

孩子今天在电话里用英语问他，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徐策心头微微一震，最后强笑着说，大约过一个多月就回来了。

太太并不知道徐策回国后到底做了什么事，只是听他说母亲一周年忌日，他回去料理一下家里的东西，把国内的事情全部办完，再回到美国后，大概永远不回国了。

太太过去从他口中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对他来说，只有母亲一人是至亲的亲人，父亲早年离异，这些年来，对他并无几分关心，他自然也对父亲的印象淡漠。

如今母亲亡故，国内已无可留恋，只等着把事情都料理完，回国外再继续回到投行工作，安安静静地抚养妻儿。

每当他想及此处，他那张似乎永远波澜不惊的脸庞，总是会眼带湿润。他不知道现在做的事，是否有一天会暴露，如果他在国内被抓，那么毫无疑问，将判处死刑，或许都没办法再见儿子一面。

如果他已回到美国，案件暴露，按照美国的法律，特大的刑事杀人案也将被引渡回国。

他在回国前买了份保险，受益人填的是妻子和儿子的名字。

在他做这个计划前，他心中总会冒出一个反对的声音，人已经死了，你想法设法把他们全杀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而且如果一旦被抓住，你的一生，你的家庭，都将彻底毁灭。你这么做太自私了，只顾及你心里的仇恨，却不考虑你那位爱你的妻子，以及喊你爸爸的那个孩子。

或许吧，我是太自私了。

他仰面吐了口气。

即便妈妈在天有灵，她也一定反对我这么做的。

但是――

公义的标尺，总是要有人去衡量的。

如果每次屠夫对良善的人们落下刀钺后，余下的人总是抱着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要向前看的态度，那么，谁来惩治罪恶的屠夫呢？屠夫也必然会将把手里的刀钺再次对向良善的人们，谁能保证你不会是下一个？

律法已经败坏，需要殉道者誓死抗争。

以暴易暴，从来都是无奈的选择。

想起母亲，他总是很惭愧。

昔年出国后，总想着早日事业有成，好让母亲享受好日子。可当他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事业有成时，他总觉得还不够，相比起更有钱的人，他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只能在所谓的事业这条没有尽头的路上，继续忙碌。

而这时，他母亲去世了。

出国至今，平均每年只回国一次。太太和儿子由于签证的关系，一共更只回来过两次。

作为一个独自把他带大的母亲，只见过儿媳四次面，只见过孙子两次面，在预期的未来美满生活即将照进现实之际，突然遥不可及。

这是怎样一种痛！

这是怎样一种恨！

尤其当徐策听过舅舅讲述那一天的情形，两辆大型挖土器逼到了家门前，他们尚在苦苦哀求。那位城管局的副局长抛下一句话：“别说是强拆，就是强xx，你们也要配合。”

顿时气得他妈妈跳到房子前，用身体挡向机器。

施工人员停下挖机，向这些领导询问该怎么办。

那位叫林啸的科员打电话跟国土局副局长王修邦确认后，冷然向施工队下令：“给我推，推个干净，看他们要钱还是要命。”

挖机的大机械手，直接砸向了老宅的墙壁，机器的力量非常大，还没把房子推倒，梁上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了下来，他母亲当场死亡。

每当想到此处，徐策心里问一句，他们该死吗？他心中会坚定地回答自己，全部该死！

林啸已经被他控制了，下一个就是张相平。

再接下来，是城建局副局长和城管局副局长。

唯独困难的是那个旧改办的主任，始作俑者，王修邦。此人是个低调、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的官僚。

从林啸口中探知，此人几乎没有显著的弱点。或许贪钱，但应该没贪过大钱；也不好色，从来没听过有关他的绯闻；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与社会老板接触适可而止；不贪杯，应酬少，即便在外应酬，几乎都会在晚上九点前回到家；没有业余的兴趣活动；性格老练，在官场既不得罪人，也不跟一些高调的人站队。

更困难的是，他家住在闹市区，中途没有像凤栖路那样人迹少的路段。

这样的一个人，几乎没有下手的时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只有几天出现了半夜回家的情况，徐策没办法抓住这偶然的机会。加上此人性格保守，甚至都没有机会认识他，靠近他。

从对他进行过几天跟踪的情况看，正与林啸所说的一致。他按时下班回家，虽离婚几年，但却从没和女人接触。

这更是个不寻常的官僚。

当然了，最坏情况下，徐策还有枪。如果徐策不要命豁出去，偷偷揣把枪，找个机会理由，直接进他办公室，掏出枪来当场崩了他，那么肯定能成事。但这样一来，徐策也会毫无悬念地落网。遥在国外的妻子儿子，再也看不到了。

他不会这么做，他不是个冲动的人。――他几乎从来没有冲动过。

对付王修邦，还需要继续准备着那套方案。

现在的工作还是对付张相平吧，这个旧改办的主要领导之一，还是抓了他表弟的家伙。他的日子快到头了。

因为――徐策的扎胎实验已经基本完成。